章魁华   1950年毕业于原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7年制），获博士学位。1951年至今，历任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讲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及主任医师。1986年起，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口腔颌面外科副主任，实验口腔外科主任。自1977年起参与建立口腔颌面外科研究室，主要从事口腔黏膜癌前病变、口腔癌各类动物模型的研究工作，以及研究生培养工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40余篇，参加编写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组织病理学等高校教材，也是许多国际国内口腔医学权威杂志编委。

口腔颌面外科作为北大口腔人的骄傲，从上世纪50年代只有三张病床的门诊部，经过一代代口腔人的钻研和努力，发展到现在拥有4个病区、120张病床的规模，综合研究和医疗水平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章魁华教授从1951年来到口腔颌面外科，一生与口腔颌面外科结下了不解之缘，参与了外科的建设和发展。短短两小时的访谈，我们无从深入地了解这半个多世纪里的苦与乐，但是他对外科的热爱以及毕生脚踏实地的奋斗和拼搏，让我们感慨，正是一代代口腔颌面外科人的光荣与梦想，才铸就了颌面外科今日的辉煌！

学生：章老师，1950年您从华西毕业之后，1951年就到了北医的口腔外科门诊，可以说是见证了口腔颌面外科发展的全过程，口腔外科刚起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章魁华教授：1943年，毛燮均教授创办了独立的牙医学系及门诊部，并很强调“口腔医学”的概念，认为口腔科大夫也必须有内科、外科等医学的基础。毛教授认为，牙科更偏向技术。最初有口腔外科门诊部，那时候我们在耳鼻喉科有三张病床。也能做手术，大一点的手术安排在北大医院的手术室。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实习生也只能在门诊，很少有机会到病房。

口腔外科的第一任主任是张光炎，现在已经九十岁高龄了，张光炎教授1937年从齐鲁大学毕业，然后又在华西的牙医学系学习了3年，所以他有两个学位：一个是医学博士；另外一个，因为当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华西毕业生的英文论文，所以他这个学位是纽约州立大学颁发的牙医学博士（当时华西还不具备颁发学位的权力）。

张光炎教授最早就对口腔颌面外科的发展非常重视，他当时的理念是，要在口腔外科建立一支医师队伍。张教授当时认为，没有大外科的基础，口腔颌面外科发展不起来。所以在1952年-1954年，他派出一批年轻大夫到北大医院进修。邹兆菊被派去学习放射，所以后来她就发展了放射科。另外送了四个人到北大医院的大外科学习，当时大家都戏称为“四大金刚”：分别是屈鸿业、曾祥辉、朱宣智和我。屈鸿业和曾祥辉被派去学成形外科，派朱宣智（后来下放，回来之后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去学骨科，我被派去学习普通外科。

经历了半年的实习医生，一年半的住院医培训，这批大夫有了外科基础，因而发展口腔颌面外科也变得容易了，因此，在我们培训回来之后，口腔颌面外科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当时因为有外科基础，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手术，学习过书本上的方法之后，也能成功开展起来，比如说我们做的第一例腮腺切除，就是自己学习书本，摸索出来的。1954年之后，虽然病房还是只有三张病床，但是我们能做的手术范围扩大了，一些小手术，甚至腮腺部分切除也可以在门诊开展。

学生：那个时候咱们也还是叫做口腔外科吧？那么，口腔颌面外科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章魁华教授：上述情况一直维持到1955年7月，苏联莫洛托夫医学院的教授柯绥赫来了，这位教授是研究颞下颌关节方面的专家。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口腔颌面外科缺乏人才，为了发展口腔颌面外科，苏联将一大批外科医生调来西甲直播，这位柯绥赫大夫原来也是从临床医学方面转入口腔颌面外科领域的。

柯绥赫强烈主张建立口腔颌面外科，于是北大医院将第十病房包括病房护士拨给我们，有25张病床，还有空地可以发展，我们的口腔颌面外科才算是正式成立了。

柯绥赫来了之后，全国各地都派人来学习，当时叫做“卫生部高级师资培训班”，包括华西、上二医、第四军医大都派了人来学习。我们上午查房、做手术，下午由柯绥赫讲课，一年下来，系统地给我们把口腔颌面外科学讲了一遍，现在图书馆还有一本柯绥赫当年的讲义，是我和几个同事翻译和审完的。

柯绥赫带教的时候很严谨，甚至连细节也不放过，甚至他还会检查病房的灯管，发现有灰时还会批评我们。他给我们表演过颞下颌关节成形手术、上颌骨切除术等等，他做上颌黏液瘤切除术的时候，甚至连吴阶平也来参观过。

但苏联的技术不一定就特别好，柯绥赫讲唇腭裂手术的时候，吹嘘他们的奥尔洛夫斯基术式，并给我们进行表演，但手术做得实在一般。其实我们当时已经接受了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唇裂手术的观念，所以后来我们让当时在参加培训的张涤生用先进方法做了一次唇裂修补术，柯绥赫看过之后就也再没跟我们讲过唇裂了。

一年培训之后我们接受了考试，用苏联的方式，每人抽到一张卡片，然后像现在的面试一样，回答卡片上的问题。

经过培训，一批年轻的大夫都成了口腔颌面外科的骨干力量，当时外科的医生并不多，总共也就12个人。就是这一批大夫，还要管门诊的16台牙椅——当时将诊断和治疗的区域分隔开，在外面接诊之后，诊室里面有间治疗室专门拔牙。虽然大夫少、病人多，但是操作都是严格规范的，像拔牙之前消毒、铺巾都是必须的。在门诊还有一间门诊手术室，只作一些小手术。由于有了自己的病房，所以一些不大的手术都转为在手术室完成了。加上那时候北大医院的耳鼻喉科主任不主张做大手术，所以上颌骨的肿瘤手术如上颌骨全部切除、部分切除术等也都转来由我们完成。

1958年，我们就搬到平安医院了，在北大医院斜对面的后毛家湾胡同里，并且明确了平安医院的重点是发展口腔颌面外科。那时候已经有30张病床，大夫也渐渐多起来了，有北医自己培养的学生，以及其他医学院校，如上二医过来的毕业生等。

当时为了大量培养口腔人才，学制比较混乱，有一年制、两年制的，但是没有研究生。刚毕业的医师都是由上级医师带，由于人才比较缺乏，很多年轻医师自己才刚毕业，就来带实习医生了。

接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发展又开始停止了。毛泽东那时讲话批评当时的医生分科太细，于是医院开设了“626诊室”，相当于全科，拔、补、镶什么都干，甚至医生和护士轮换着接诊、治疗、甚至都要去消毒室刷器具。这样的混乱情况维持到了1974年，我们才恢复口腔颌面外科病房，在平安医院的外科楼恢复了20多张病床。当时病人太多了，而且没有大夫做手术。

学生：那也就是说，相当于口腔颌面外科刚建立没多久发展就被迫停滞了，那么颌面外科的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我们什么时候才有了第一批研究生？

章魁华教授：经过文革长达十年的停滞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后（1979年）口腔颌面外科才有了第一批研究生。第一个研究生课题是阻生齿拔除与冠周炎，还有干槽症的动物模型建立。这个课题做得非常辛苦，毕业汇报的时候整个教室都挤满了来围观的人，这毕竟是我们培养的第一拨研究生啊。其后就开始每年都招研究生了。博士研究生是从马绪臣那届开始的。

1978年建立了实验室研究，刚开始做肿瘤细胞培养，建立细胞系。刚开始建立的时候设备比较差，现在发展起来设备相当好了，好多仪器我现在都不会用了。最开始做的比较多的是动物模型、肿瘤模型，主要想通过这些模型研究如何治疗，癌前病变我们研究得也比较多。实际上，实验病理和实验外科很难界定开来，所以后来我和于世凤合编了《实验口腔病理学》。开展实验室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临床研究，招收了临床型的研究生，主要是考虑研究生毕业出路比较好。

学生：我们在文革后才开始启动口腔颌面外科的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是否落后了不少？

章魁华教授：文革十年相当于临床、科研一切都停摆了，你看70年代，国际上发表了许多新技术、新进展，我们文革十年基本都是空白，这是非常可惜的。那时候我就是在“626诊室”，后来又去了医疗队，基本上什么都干。水平一直都停滞的。

具体到现在，那要看你怎么比了，国际上几个Dentistry的中心：美国、日本、北欧，各有各的专长吧。从学制方面来说，北欧比较有名的比如丹麦、瑞典，他们都是五年制，但他们接触临床比较早（第二年就接触临床了）。他们的水平也就是我们以前的牙医系的水平，拔个阻生齿都比较罕见，这是因为北欧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医疗水平和预防都做得很好，大夫多，病人少。研究方面来说，要看是哪些方向。比如说丹麦的Pindborg（著名的病理学家，Pindborg’s Tumor就是以他命名的），他那里是全世界研究癌前病变的中心，所以那里的病理切片非常丰富，我出国交流的时候在那里看了很多切片，也参观过一些手术，他们那边做手术与我们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比我们国内做得细致。并且在北欧，口腔癌手术并不属于口腔医生的行医范围，都是由大外科的大夫手术。在美国也差不多，如果想要做这样的手术，还要再读一个口腔颌面外科的学位，没有这个学位就连拔阻生齿都不许。日本方面，我参观过大阪大学、朝日大学等几所大学，只有大阪大学有口腔颌面外科病房，病房有大概20多张病床。日本的牙科学校里，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水平比较高，但是比较大的手术也做不了。所以日本的专家对我们很羡慕，说要向我们学习，要向Medical Dental发展。苏联的口腔科发展得比较缓慢，整体水平不太高，但是早期他们尤其是口腔颌面外科出了些人才，比如说腭裂的板间切开手术。

所以说实际上，我国的口腔颌面外科算是比较领先。我们医院主要在正颌外科、关节、外伤方面比较有特色。

       短短两小时的采访，章老师眉飞色舞地谈起颌面外科发展的历史，不止给我们梳理了发展的脉络，还如数家珍般谈起各种细节，充满了对于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的热爱和骄傲。作为刚刚迈入口腔医学门槛的学生，前辈们的成就让我们肃然起敬，前辈们的热情鼓舞着我们，让我们渴望像前辈们一样，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奉献一生。